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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對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的方針表現消極和不滿，對革命更加悲觀、失望。正當陳獨秀在苦悶中探求大革命失敗的“真實教訓”和尋找“新的出路”之際，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了中國。陳獨秀從1929年5月開始，接觸到當時國內唯一的託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散發的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文件。他在8月5日信中，即以此爲藍本“開始向黨發表意見”，要求中央“公諸全黨討論”，以它“改正”黨的六大路線。
中共中央一開始就對陳獨秀等人這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10月6日，黨中央向他發出“書面警告”，指出：“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可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覆信中央時，卻向中央作“最後的警告”，並表示他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羣衆和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
黨中央顯然注意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馬上在10月15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並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1）“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必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2）其成員如“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3）“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很清楚，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警告了。陳獨秀理應懸崖勒馬。但是，他顯然覺得自己有了國內外託派勢力的背景而有恃無恐，竟然在10月26日與彭述之聯名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黨示威。就這樣，黨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
